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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毅  张  航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

　　红苹果映红了老乡的日子。武正全算起账，“置办防霜机，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苹果亩产7000斤，优质果率达90%以上，好果子卖上了好价钱。”武正全成立的苹果合作社，带动17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

　　当战士们的谈论话题聚焦在智能科技带来的便利与高效之时，海金航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红色封面，其中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两会期间关于“新质战斗力”的丰富内容。这位从墨脱边防走进全国两会会场的老兵清晰记得，当听到“智能科技赋能边防”的表述时，自己是如何在会场激动得心潮澎湃——在墨脱的密林深处，他见证过战士们背着30公斤装备物资，在齐膝深雪中跋涉数小时执行巡逻任务。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以往的产业间分工深化为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比较来看，产品贸易会更多受“边境”规则的约束，服务贸易和投资活动则更多受“边境内”规则的制约。比如，一个提供专利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企业给国际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将专利和技术方案存于电子介质，通过网络远距离提供给国外客户；二是派员工到国外与客户见面，面对面提供专利和技术服务；三是到国外投资建立分支机构，实现服务的当地供给。对于提供服务的这一家企业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人员短期流动和签证政策、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等“边境内”规则，是比关税和海关程序等“边境”规则更重要的问题。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自2023年首届展会举办以来，链博会吸引上千家企业踊跃参展，众多跨国公司CEO亲临北京，以实际行动反对“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在中国达成加强产业协同、推动供应链合作的“链博共识”。

　　依据国际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企业为了进入国外市场，需要支付额外的市场进入成本，包括跨国运输成本、“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以及进入国外市场内部的交易成本。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显著降低了跨国运输成本，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此外，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跨国运输成本和“边境”规则产生的贸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进入一国市场后面临的交易成本，就成为企业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各国国内规则的差异，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之后需要适应新的规则体系，并作出各种调整和变化，由此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面向未来的国际规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